新加坡《聯合早報》1月30日文章 原題:戈登·拉弗:深思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帶來的未來 2010年,我和負責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的美國貿易談判助理芭芭拉·維塞爾一起坐在談判桌前。TPP是包括越南、馬來西亞和其他十個環太平洋國家之間的大型地區自由貿易條約,奧巴馬政府希望可以在幾周之內完成談判。當時,我是美國眾議院教育和勞動委員會顧問,因此成為國際貿易條約勞動標準方面的國會最高負責人。
  此次會面的目的是讓國會知道,奧巴馬政府在保護美國勞動者免於與來自低工資貿易伙伴的勞動者進行不公平競爭方面採取了那些措施。我問了維塞爾一個在我看來十分簡單的問題:“白宮對民主持何態度?”維塞爾問此話怎講,我解釋說:國會民主黨大部分都支持一個原則,那就是美國只能和民主國家簽署貿易協定。
  其他民主國家也這麼認為。比如,英聯邦成員之間的貿易協定就包含這樣的條款。其中的邏輯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我們發達民主國家沒有游行示威權利、發聲權利、組織工會的權利和投票選舉代表的權利,那麼我們就永遠無法解決童工問題、建立八小時工作制。我們通過這些權利提高了我們自身的生活水平,現在也不能讓發達國家的勞動者與缺少改善自身生活條件所需的基本自由的勞動者直接競爭。
  但我的解釋並沒有起到效果。維塞爾言簡意賅地說,對於民主“我們沒有立場”。我追問,對於類似越南的情況,白宮打算怎麼處理。在越南,14歲的兒童被迫每天工作12小時,這裡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游行示威權,沒有罷工權,也沒有集社權。“哦,沒有民主也可以擁有勞動權利,”維塞爾堅持說。我要求她舉一個例子,她拒絕了。
  在現實中,非民主政權永遠不可能接受的一件事情是獨立勞工組織。這就是穿越達豪集中營大門的首先是工會主義者的原因,也是波蘭團結運動給整個前蘇聯陣營共產主義權力造成生存威脅的原因。
  TPP是企業游說集團的工具
  儘管中國不是TPP談判的參與方,但TPP允許新增成員,我們大可以認為,中國會成為殷勤招徠的對象。美國前貿易談判代表羅恩·柯克就指出,他“熱切期盼”中國加入TPP條約。
  但TPP其實根本不是“貿易”條約。反之,它是企業游說集團的工具,目的是達到他們目前無法通過常規手段說服立法者的目的。比如,製藥公司要求TPP強制所有國家授予處方藥12年的專利期限,這增加了它們的利潤,延緩了來自廉價仿製藥的競爭。類似地,煙草公司也在尋求利用TPP禁止發展中國家,採取對其產品新的管制措施,它們代表了最大的煙草市場。
  TPP最具爭議的內容是允許私人企業起訴外國政府採取了對其期望利潤造成消極影響的政策。比如,如果越南強制要求給予員工六周時間的產假,外國工廠所有者可以起訴越南政府,要求越南要麼取消這一法律,要麼賠償企業提供這一福利的成本。私人法庭將負責審案並做出具有約束力的裁決,根本不可能向法院或其他民主問責當局提起上訴。
  於是,這就是TPP帶來的未來:波將金式的民主,公民可以自由選擇旗幟和假期,但無法通過可能減少國際投資者利潤的法律。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工人工資,將被競爭無情地打壓到這些工資更低貿易伙伴的水平,而發展中國家勞工將發現改善生活條件變得越來越困難,即使在名義上的民主國家也是如此。
  TPP的談判過程是最高機密,甚至立法者也無從看到談判中的全部內容,儘管企業游說集團在起草過程中被視為伙伴。這並不奇怪:在美國,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署以來,製造業就業崗位減少了近五百萬個,實際工資一直停滯不前,大部分選民,不管政治立場如何,都反對更多的此類條約。
  至少對奧巴馬政府來說,急匆匆地完成TPP談判背後的驅動力,毫無疑問是希望在11月美國中期選舉之前把此事完成。而這本身也不利於民主。事實上,儘管美國憲法規定“監管與外國有關的商業”的權力全部掌握在國會手裡,但奧巴馬政府正在敦促立法者授權所謂的“快車道權力”,這樣一來,立法者便無權再對TPP條款或參與方置喙,甚至也無權通過任何方法改變條約內容。
  作為政治學家,我有時會被問及民主國家是否有可能會實施違背大部分選民利益的法律。從某種程度上說,確實如此,並且是通過推翻所有對民主本身的承諾完成的。在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TPP,該條約幾乎肯定將構成所有簽約國保護,甚至形成中產階層的最大單一障礙。  (原標題:戈登·拉弗:TPP實質是企業游說集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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